第六十九信
施水環生前留下六十九封在獄中寫給母親與姐姐的家書，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家屬或朋友留下的文字或口述歷史記載她入獄前後的生活、心境與該事件帶給自己或家人的影響。這六十九封信，成為認識施水環的主要線索。事實上，施水環在最後一封信中還來不及寫下任何內容，只留下「第六十九信」的標題便遭槍決。當文字作為認識施水環的唯一途徑，這第六十九封信所遺留的空白也代表著一段生命的缺口。然而，這些信件內容是否足以讓人認識施水環？如果不足，影像中又該如何呈現那段空白、那段被國家暴力噤聲的歷史？這些提問成為思考《第六十九信》如何處理歷史題材的核心問題。
施水環的信件是《第六十九信》中建構敘事的主要線索，既作為提供故事內容的來源，施水環的字跡也作為抵抗消逝的影像形式之一：後者以「字幕」與「文字圖像化」兩種呈現方式來想像與重建歷史。文字所呈現的內容，代表著施水環自己的「個人」歷史，而影片中文字的呈現方式，又同時承載著政治受難者「歷史共同體」的意義。
文字作為故事內容基礎
影片選取第一、二、三、四、五、六十八及六十九信內容，呈現施水環在獄中對生活用品的需求、母親的思念、希望獲得清白的想望，讓觀眾了解這位年輕女子的心境。書信是個人與他人溝通的管道，具有僅限於兩者之間交流以及不公開的特性，而家書更隱含著親情間親疏遠近的私密性。於是，書信內容將施水環的內心情感表露無遺，從她寫的家書中可以發現她對母親的體貼關懷與牽絆（第一～五信）、對家鄉的思念（第四信、六十八信），以及被監禁的無助與徬徨（第四、六十八信）。
施水環的字跡被轉印在畫面右方，由於主角無能現身（聲）說法，於是藉由字跡來取代缺席的主角，展現施水環個人的生命經驗。秀麗字跡與信件內容所流露出纖細敏感的性格，讓轉印文字成為觀眾對人物能產生認同、移情作用的重要元素。同時，轉印字跡也透過同步出現在畫面下方的字幕讓觀眾能夠更流暢地閱讀、接受文字訊息。信件文字分別被轉印為畫面文字與字幕分別具有不同作用：前者作為主角的化身，後者除了傳遞、補充訊息之外，更具有「翻譯」、「詮釋」歷史的第二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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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作為影像形式
字幕的作用：同步對話、訊息補充
在《第六十九信》中，字幕具備了同步對話、確認訊息、補充資訊與翻譯這四種功能。劇場、文史工作者李哲宇的訪談出現在影片片頭及片尾處。片頭透過六張犁這個地點，將觀眾帶入影片所指涉的白色恐怖時期背景中；片尾則介紹政治受難者屍體無人認領的情況。字幕首先將李哲宇的談話如實呈現，確切傳遞人物話語，做為聲音外的輔助工具，是一般台灣電影中加印字幕的普遍情況。（註）
其次，同意施水環身後遺物由家屬領回的文件與家書內容皆被轉印在畫面上，也是藉由字幕如實確認畫面文字所要傳遞的訊息。拍攝墓碑的空景鏡頭裡，也打上受難者姓名的字幕，加強銘刻於墓碑上無法立即判別的文字清晰度。字幕一方面確認姓名的可見性，也確認每位受難者獨立存在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字幕也作為補充資訊之用。影片一直到片尾才以字幕方式揭露書信作者施水環的身份、入獄日期、緣由與被槍決的時間，作為揭露雙重身份（書信作者、歷史情境）之用。
最後，字幕更作為「翻譯」、甚至「轉譯」與「詮釋」用途。在片頭呈現底片跑帶的段落中（00’13”-00’54”），觀眾會聽到模糊不清的聲音，並看見畫面左方一排模糊文字，正當我們誤以為是影片檔案出現問題而導致聲畫不明的情況時，字幕卻清楚顯現片段訊息，讓觀眾理解到畫面中的聲音與文字正在描繪某個警察抓人的情境，具有「翻譯」功能。於是，我們更在此時意識到字幕與畫面文字分屬不同角色與任務：前者如同畫外音，以第三人稱之姿傳遞主要訊息；後者則將文字圖像化，作為探討歷史可見與不可見的影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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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字幕與配音一樣，目的在於將外國電影的語言翻譯成觀眾熟悉的母語。字幕一般位於畫面下方，有時也以直式書寫方式置於銀幕右方（如早期部分台灣電影、日本電影等），讓不熟悉外國語言的觀眾，同步理解劇中角色的對話。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字幕的使用源自威權時期的文化霸權性。根據電影法第十七條規定，在台灣進行商業映演的影片，都需「加印中文字幕或配國語發音」，即便使用中文的影片也要配上中文字幕。此政策可視為戰後國民 黨政府限縮母語空間、推行國語政策的政治遺緒。儘管當代影像製作字幕是遵循電影法規的結果，我們仍需要了解台灣電影字幕的使用有其特殊文化與政治背景。此外，字幕的使用也決定了讓觀眾知道或隱藏的影片訊息。比方在外國電影中，如果出現的第二外國語沒有配上字幕，便是導演刻意要向觀眾隱藏訊息，讓觀眾（如同劇中角色）感受語言的陌生感。
詳可參考章晉唯，《橫跨時空──臺灣影視字幕規範探究》，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2014、謝麗君，《戰後台灣之語言政策之政治分析（1945-1997）》，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